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如果女孩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更不该让她成为一个罪人。
90后堕胎女孩
淑婵为23岁的女孩姗姗拍的裸照，姗姗拿着一年前怀孕时拍的B超，她对离开的“孩子”说：在你第一个忌日，我想与你合张影。
2014年冬天，快从大学毕业的淑丽有了毕业设计的最初想法，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她可以完成。她要找30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孩拍摄裸照，再记录下她们的堕胎和婴灵的故事。她为这个毕业作品取名为《孩子，你是这样离去的》。
身体是亘古久远的战场，福柯说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而对于淑丽而言，身体的意义在于，“女性从孕育，到人的生与死，经历的苦难都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另外，站出来讲堕胎故事的女性本身就已经是坦诚相见了”。
12月17日，淑丽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招募文字，配图是为朋友姗姗拍摄的裸照。照片中的姗姗手拿一张B超图。那是一年前她偷偷藏下来的照片，用画框裱起来。在上一年的12月17日，她去一家小诊所药流了一个多月大的“孩子”。那时候姗姗22岁，在学校意外怀孕了，男友不敢负责。姗姗拍照时的想法是：“在你第一个婴灵忌日，我想与你合张影。”
招募信息发布后的第一个晚上，淑丽就收到一个愿意被拍摄女孩的短信。她叫华华，两人用短信聊至深夜。华华在手机里记下：“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淑丽。”
淑丽，当她想做这个项目的时候22岁，母亲有些反对。她从小就把女儿往乖孩子的方向教育，甚至严格规定每天回家的时间。一个未婚女孩去做这种事情，母亲心想，被人知道了不太好吧。
一周之后，淑丽先与华华见了面。1994年出生的华华，一年前做了人流手术。手术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给她，就说了一句：“不要恨我。”后来也没有勇气陪她去医院。当她进手术室时，陪她的闺密在外面大哭。之后的一年里，她饱受后遗症的折磨。
鬼节的时候，华华的现男友陪着她，到处买衣服烧给“小孩”的婴灵。“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不离开TA，TA已经会看着我笑了吧，会知道我是TA的妈妈了吧。”华华对淑丽说。
告别的时候，子宫炎症导致的小腹疼痛已经让华华直不起腰来。关上电梯的瞬间，淑丽在电梯里大哭起来。
随后她又赶回北京，给已经见过面的“天使”拍照。1990年出生的“天使”是个天主教徒，19岁还是高中生时，意外怀孕。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孩子的爸爸怎么会是这个人，我要和他分手！”
她并不喜欢当时的男朋友，心里挂念着另一个暗恋了6年的男孩，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他当时送的手链。
她和男友是四处借钱做完人工流产的。听当时在场的人说，流产手术后意识模糊的她，抬手给了男友一个耳光。她如今已不记得那天是几号，跟“孩子”有关的一切，她都没有留下。从那之后，她再也不敢去教堂做告解，她相信每一个来到身边的人都是上帝安排好的。
“孩子不是用来打掉的，是用来生下来的。即便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吃最好的补品，那也都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其实是，让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存在过”，“天使”对淑丽说。
拍照的时候，“天使”手上拿着的，是那根珍藏的手链。
胎儿是生命吗？
采访进行到将近一个月，淑丽的同专业师姐，女权主义者肖唯丽联系到了她，肖唯丽是女权行动派里的代表人物，几乎周围每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讨论都有她的影子。1990年出生的肖唯丽，曾经从北京徒步到广州，想要打破女生不宜徒步、不宜冒险的偏见；作为同专业的师姐，她和淑丽一样，都尝试用身体来表现女性。
她曾经和朋友打赌，在微博放自己的裸照，看会不会被删除。全白的背景前，鲜艳的红唇，向外平静凝视、有一点点斜睨的眼光，裸露的胸口前用马克笔挑衅地写着“家暴可耻、平胸光荣”。她面对镜头，坦然接受注视的眼光，她明白自己正在被看，但又要把这眼光抵御回去。彼时，她还顶着一头短发，而两个月前，因为不满高校招生的性别歧视，她和朋友一起剃了光头抗议。
几乎就在肖唯丽联系她的同时，淑丽的导师也推荐她去找肖唯丽，因为“她对女权有了解”。但最初，淑丽并没有把自己关于堕胎婴灵的项目和女权联系在一起，她不太了解女权主义的理论到底有哪些。“有的人支持堕胎，有的人反对堕胎，那我到底是女权还是不女权呢？”
她们约在肖唯丽的工作室见面。“我当时基本上是听傻的状态”，淑丽说，“身边全是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们首先对她提出了质疑，“你的题目有问题，怎么能说是孩子呢？”淑丽从没想过分歧会从这儿开始。“孩子”在她看来，只是对胎儿很普遍的称呼。
“胎儿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来讲述女性堕胎的故事”，肖唯丽说，“你考虑过你的展览中许多参与者都会怀念自己的孩子，会造成‘堕胎恐惧化’吗？”
“堕胎恐惧化？”，淑丽一脸疑惑。
“‘堕胎恐惧化’就是人们过分制造和扩大堕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因为堕胎背后还有‘影响女人生殖力、生育质量’的暗示，再往后就是女人的价值与‘生育力”“身体’的绑定。不然，为什么没人讨论扁桃体手术呢？如果一位正打算堕胎的女性看了你的展览，她会作何感想？从你的题目到姗姗的案例，都很容易让旁观者滑向不能伤害生命、揪出加害者的负面情绪中。”
“最开始策划这个项目时，我的确是抵触堕胎的，但后来发现它并没有绝对的对错”，淑丽回应。
“你想要讨论堕胎的话题，就必须明确立场，回答它的本质问题：胎儿是不是生命？”
在这个问题上，肖唯丽向来立场明确。她曾跟香港作家廖伟棠在微博上争论胎儿是不是人，廖伟棠说：“不知道你是否怀孕过，只要你抚摸过轻轻动弹、会趋光的胎儿，你就不会说出这句话。”肖唯丽当时答：“你也没有怀过孕吧？”
而在那个夜晚，那个地点，淑丽给的答案是：“我没办法回答……真的没办法回答。”
虽然她为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感到振奋，但她始终隐隐觉得，自己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
被压抑的需求
在大多数采访对象中，未婚女性都会谈起失去孩子的痛苦，22岁喵喵是很例外的一个，她跟淑丽说：“有时我甚至会觉得，堕胎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
她是在18岁时堕的胎，彼时生活一片混乱。和堕胎并行的，还有在医院做癌症手术的母亲，和即将到来的高考。喵喵发现自己怀孕时，本来有点窃喜。但她和男友都认识到无力抚养小孩，于是决定堕胎。这件事情被高考的紧张感冲淡，直到很久之后才会想起来。
因为这件事情，喵喵和男友的关系反而更好了。没有出生过的孩子，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直到目前，手术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身体伤害。
“我觉得有些女孩之所以因为失去孩子而痛苦，其实是因为没有得到男方对她付出的肯定，因而将其归结为失去骨肉的痛苦”，淑丽说。
她又去重庆和骁红见了面。两人同为1992年出生，聊起来没有拘束。编剧专业出身的骁红，每句话都像抒情散文。
在高考复读那年，骁红爱上了为她补习的老师。老师大她十岁，已婚。上大一时，骁红独自去西藏，遇到另一个男孩，怀上了他的孩子。从怀孕之初，骁红就没有考虑过是否要留下这个小孩，因为“孩子爸爸不是我爱的老师。所以TA生下来一定会秉承那个西藏男孩的幼稚自私。如果是我老师的就不一样了，TA一定会很有灵性、很追求美、很向往自由”。
拍照的时候，骁红抱着一本记录着对老师感情的日记本，上面写着：“太阳和石头永远都是情人。”如果怀上的是老师的孩子，她说再大的困难也会留下。
淑丽还遇到过1990年出生的Kimie。Kimie在美国读书时，通过微信“附近的人”认识了David，并对他产生了爱慕。但David已经结婚了。美国的生活一直不太顺利，在Kimie回国前的最后一晚，她与David发生了关系。一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时空的自然断裂，让Kimie一直都很清醒，她自己吃了流产药。
被拍摄时，Kimie拿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一直在读这本书，“感觉是它为我那段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毕业展览完成了几个月后，Shelly才找到淑丽。“她是个很可爱的姑娘”，卢说。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她面前数了数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的陌生人，三十多个，大多是通过陌陌豆瓣等认识的。她怀孕了，在手术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最后，是作为妇科医生的母亲亲自给她做了堕胎手术。
其实，母亲常常跟她讲不安全性行为可能会有的后果，也告诉过她堕胎可能会有的伤害。但就像一种无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由来已久的压抑。
“她情绪上一直很开心，跟我讲怎么认识这些男生”，淑丽笑笑：“一直讲到她姐姐问，你真的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吗，她才在我面前流了泪。”
今年八月，淑丽路过性学家李银河的讲座，听到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可以把性看成一件美滋滋的事情了，但对性用品的需求是被压抑的。”
她又想起了Shelly。
淑丽的项目还在继续，她想可能再做十年也不一定。她印刷的小册子，已经卖了400多份，所剩无几，但母亲始终没有看过她的作品。
她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早点结婚，早点有小孩，女孩们的故事让她觉得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她也会想象，她是不是有相似的经历。
她很认同女权主义者们告诉她的：“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避孕，女孩如果意外怀孕了，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成为一个罪人，女性应该有自主的生育权。”
肖唯丽觉得：“淑丽还是落脚到情感方面，我没有说服她”，在淑丽看来，她本来捧着一株小草，想寻找另一株，没想到走着走着，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森林。“或许十年后，又会不一样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