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人工流产手术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Tina 15岁的时候在她就读的高中，像往常一样和伙伴们坐在课桌边享受课间时光。突然，她穿的校服裙子被鲜血浸透。女同学们指着地板，在她的座位下面还有更大的一滩血。那天早上，Tina 吃了堕胎药想要结束她的第二次意外怀孕 —— 她的男朋友从她学校附近的一家非法诊所搞到了那些药。但是没人告诉她这些药吃下去会发生什么。
这个故事在香港家喻户晓，但并没有被广泛地讨论，也没有被大肆报导。在香港，想做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通常都会面临重重困难，而且可选择的方式也很有限。
虽然香港的公立医院可以为怀孕24周以内的孕妇实施堕胎手术，但是长长的等候批准名单，以及出了名的香港医务人员短缺的状况，使挂上号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个问题在人流手术需求的旺盛期，比如流感季节，会变得愈发严重。同时还需要面对法律阻碍：香港的堕胎法规定，每一台人工流产手术，都必须得到两名医生的许可签字 —— 需要证明如果生下孩子会对女病人造成严重的精神和肉体伤害，或者出生的婴儿会有严重的残疾。在私立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不会受到这么多限制，并且挂号预约也快得多，但是据支持堕胎人士说，私立医院的人工流产手术费用至少要2000美元以上。2012年，香港最便宜的私立医院港中医院（Hong Kong Central Hospital）关门停业。据那年《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报道称，香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工流产手术是在这家医院完成的。
“政府没有官方的理由反对堕胎。但是他们并不支持这种行为，于是他们就无视这个问题，” Bowie Lam说，他创办的青跃（Teen’s Key）是一个致力于为无助的青年女性提供帮助的组织。“举例来说，如果一家医院的八个医生里有四个反对堕胎，那么这家医院就会停止提供这项服务，政府也不会追究。”
在香港，堕胎是不会被允许仅凭女性个人意愿就能进行的。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帮助女性提供更便捷的人工流产手术，并为这个城市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收拾烂摊子。在公立医院通过合法的途径，仍然需要得到两名医生的签名才能进行手术，而 FPA 则当场就可以为怀孕10周内的女性进行手术。同时该组织还开办了多家中心，向不满26岁的未婚女性提供特殊咨询服务。
“我们不会评判她们说：‘你为什么小小年纪就跟人家上床？’ ” Susan Fan 医生是 FPA 的执行董事，她在该机构办公地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我说。这座大楼干净舒适，看上去更像是办公楼而不是医院。FPA 对某些女性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出路，他们同时还为那些处境更窘迫的人提供有限的援助。Fan 医生还说到：“我们是有选择性的，如果客户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已经是妊娠后期，或者如果她本身还有其他疾病，那么我们会把她送去医院。”
如果一个不满26岁的未婚女性在怀孕早期来到 FPA，她将需要接受社工的强制辅导，然后通过医疗手段，吃药或者刮宫手术（D&C）终止妊娠。该组织的发言人说，FPA去年做了3155例人工流产手术。
“人工流产手术是一件有些棘手的事，我们真的并不想就这么做下去，” Fan 医生告诉我。“因为很明显，如果大家的避孕措施做得足够好的话，她们根本就不用来做人工流产手术。” 指导会工作的重点并不是帮助女性堕胎，而是防止意外怀孕。
在香港，讨论基本的性教育仍然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 —— 对许多意外怀孕的年轻女性来说，这座城市根本就不支持女性的堕胎权。
在青跃我见过一个名叫 Carla 的女孩子，她没进行过非法人工流产 —— 她的两次手术都是合法的，但是困难重重。她家境殷实，把她送到一间国际学校念书，但是在那里她从没有接受过性教育。Carla 第一次人工流产后，FPA 的一名辅导员曾试图告诉她避孕药具的使用方法，但是 Carla 和那个辅导员无法沟通。两年后，Carla 再次意外怀孕。
“我无视了她的建议，我认为那个辅导员对我没什么帮助，” Carla 说。“那不是什么辅导，她只是过来然后给我一些避孕方面的信息。” 之后，她在当地的一家教堂做青年辅导员时 Carla 再一次意外怀孕，她根本就没考虑过和她的性伙伴采取避孕措施。
Tina 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从小到大接触过许多社工，” 她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女孩子都很怕他们，有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人很好，但是他们的行为举止更像是家长，并且总觉得我们是坏孩子。”
Tina 的朋友告诉她，意外怀孕的女孩子们从 FPA 辅导员那里得到的往往是责备，而不是咨询建议。FPA拒绝了我采访任何一名帮助不满26岁未婚女性的辅导员的要求。
与此同时，尽管稀少但依然存在着一些主张堕胎合法化的力量。Lam 的非政府组织青跃，就有一个全新的项目 —— 为意外怀孕的女孩子和年轻的新妈妈们提供援助。在她那间位于一栋老旧的没有电梯的楼房中，由小公寓改造而成的狭小的办公室里，她把我介绍给 Tina。隔海湾相望就是香港九龙的中央金融区。
Tina 从未联络过 FPA，因为在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她只有15岁，她男朋友21岁 —— 她怕他们会以 “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 的罪名逮捕他。怀孕后 Tina 从别人口中听说，在以发达的红灯区和布满霓虹灯广告的购物街著称的九龙旺角地区，有流动的地下诊所可以做堕胎手术。她的朋友让她去办公楼墙壁上找贴着的写有 “GYN” 字样的小广告。Tina 找到了，然后给小广告上的号码发了条短信。在发了第七条短信后，一个医生回复说可以给她做人工流产手术。
第二天她在诊所里见到了那个医生，她觉得环境看起来很正常，办公室干净整洁并且位于一栋商业办公楼的高层。医生训斥了一番陪她一起去的男朋友，怪他让 Tina 这么小年纪就怀孕。Tina 记得那个医生很和蔼也很专业，其他候诊的人也是去做地下堕胎手术的。“我看到一个菲律宾籍的家政服务员想要讨价还价， 她和一个外国人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 Tina 回忆说。手术费用了不到400美元，和通过 FPA 做人工流产手术的费用差不多，她的男朋友付了钱。
政府没有官方的理由来反对堕胎。但是他们并不支持这种行为，于是他们就无视这个问题。
但是一年之后的第二次意外怀孕，Tina 就没那么幸运了。尽管她已经开始采取避孕措施，但还是怀孕了。她的男朋友拒绝为她再付400美元的手术费用，而是去了另一家非法诊所，花大约200美元买了一堆药片给她，准备打掉胎儿。Tina 在那天早上上学前吃下了那些药片，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之后，她发现自己不仅成为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 —— “到处都是闲言碎语，” 她说。但同时也害怕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她做的是非法的人工流产手术，这在香港会遭致罚款或监禁。“放学后，我不得不想办法让医生相信我只是来了一次很严重的例假，是正常的现象，” 她说。
像许多堕胎是非法的或者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一样，其他香港年轻女性通过购买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这种预防胃溃疡的药来诱发流产，在临床条件下，米索前列醇配合米非司酮一起用于内科流产。但尽管米索前列醇可以在世界各地的药房中买到，它也存在风险，特别是在服用不当时。Lam 帮助过的一个女孩儿就因为过量服用，不得不被送进医院。她的父母把她送去了一家私立医院，让她假装自杀未遂以躲避法律上的麻烦。
对许多其他和 Tina 有着类似遭遇的女孩儿来说，如果不符合 FPA的要求，要么怀孕超过10周或是害怕受到惩罚，但又挂不上公立医院的号或者无力承担私立医院的费用，过境到中国大陆去做手术就成了她们接下来的选择之一。这是个危险的选择：深圳距离香港中央金融区大约两个小时火车车程，这里聚集了大量黑暗、肮脏的医院以及做廉价人工流产手术的无证诊所。在那里做人工流产手术只要花50美元，一般都不超过250美元。
大陆与香港的法律制度不同，在这里堕胎很容易。事实上，根据一份2015年的数据，中国每年大约有1300万例人工流产手术，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在无证诊所进行的手术。
虽然执行了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2015年被叫停，但其示范效应仍旧存在，这使人工流产在大陆成为一件接受度高并且普通的事，绝不会像在香港那样被认为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另一方面，和香港不同的是大陆是共产主义体制， 这就意味与着它与这个半自制的城市没有相同的基督教价值观。尽管只有5%的香港市民信奉天主教，但香港的许多医院，学校和慈善机构都是由教堂资助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香港女性为了做廉价和快速的人工流产手术，纷纷过境进入中国大陆。Lam 说她原来帮助过的一个女孩儿需要在流感高发的二月做人工流产手术，但承担不起一家可以为她进行手术的私立医院开出的高达2320美元的账单。她怀孕已经超过10周所以也去不了 FPA，于是青跃建议她去深圳的一家诊所，并且派人陪她一同前往以确保她的安全。Lam 还记得那家诊所的墙上和床单上满是污渍，医生拒绝解释与手术相关的任何事。那家诊所藏身于一栋商业楼里，在那里等着做手术的女孩儿里有的才14岁。
“那个诊所是她的唯一选择，” Lam说。好在手术很成功，没有产生并发症。
Lam 帮助过的另一个被 FPA 拒之门外的女孩，因为尽管她怀孕还不满10周，但是她吸毒，这会引起并发症。她妈妈陪她去了深圳的一家大型公立医院，花250美元成功地进行了人工流产。
尽管这些手术都很成功，但是深圳的诊所还是很吓人。直到现在还有女孩儿们从深圳做完手术回来要么流血不止、被感染或者胎儿还在的种种传闻。用中文搜索人工流产诊所很常见，而最终找到的诊所跟广告宣传的样子截然不同。Lam 曾经帮助过的一个17岁的女孩儿在网上找到了一家诊所，然后她就去了深圳。医生在手术做到一半的时候把她弄醒然后要她多付一笔费用，否则医生就把她撂在那儿不管了。
在香港，人工流产手术不是想做就能做的。我们不能简单来一句说，“好的，您想打胎么？没问题。哪天？”
